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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是生机活泼的教育,是弥足珍贵的

日期:2019-05-14 来源: 评论:

[摘要]音乐教育,是生机活泼的教育,是弥足珍贵的今天小编要和大家聊一聊朱谦对于礼乐教化的看法。朱谦之对我国古典乐教、礼乐教化的传统不仅有着极为精深、准确、全面的把握,而且,更为精彩的是他从时间性维度对这一传统所做的新阐释,在上述章节中已经昭然若揭。...……

音乐教育,是生机活泼的教育,是弥足珍贵的

今天小编要和大家聊一聊朱谦对于礼乐教化的看法。朱谦之对我国古典乐教、礼乐教化的传统不仅有着极为精深、准确、全面的把握,而且,更为精彩的是他从时间性维度对这一传统所做的新阐释,在上述章节中已经昭然若揭。除此之外,他认为我国古典乐教诗教中的中和精神正是“礼义”之教中“节制”“有节”的具体呈现。可以说,如果诗乐自身不是中和的,就不可能承担这种任务或责任,或者就走向礼仪的反面了。在礼与乐、诗之间如果没有一种内在血脉上的完全亲熟、沟通,它们相互之间这种和谐的往来就不可能产生。朱谦之说:“中国正统的教育家一向看重礼乐,礼是外面行为的一种节奏,乐便是内心生活的一种和谐,礼乐都有艺术的意味。”就礼之体现为美的方面来看,朱谦之是从三个层面来看的,即充实之美、均衡之美与谐和之美。他说:“礼之为礼有三说,一充实之美(《礼记·礼器》‘君子之于礼也有所竭情尽慎,致其敬而诚若,有美而文而诚若”);二均衡之美(程子说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置两只椅子,方不正便乖,乖便失和);

三谐和之美(《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中国社会即基础于此艺术的教育上面,子游所谓‘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愠斯成,成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为礼’(《檀弓》)。大家欢欣鼓舞,生趣盎然,这是何等一个伟大的艺术教育的理想境。所以讲到中国教育,终究含有艺术教育的意义,这个道理宋陈旸、明李之藻、朱载堉、清俞理初等根据《周礼》《礼记》等书,讲得很详尽。”在这三个层面之中的“美”并不是就艺术美而言的,而是就“礼”在践履之中的最直接、最自然的呈现状态而言的,诸如“喜”则体现为“陶”“咏”“犹”“舞”,这既是一个从滋生、包蕴、生发的行为过程,也是一个逐渐被美化、形式化、节制化的审美生活过程。朱谦之对中国乐教思想史、诗教思想史中的“中和”论极为熟稔,他总是细致地罗列自《易经》至清代典籍中的实例,在自己的著述中也常常把这些经典言论与自己的思想交叉、融合在一处,因而,史论结合是朱谦之乐教之论最为典型的风格之一。

他说:“把谐和的中声看作音乐的根本,这种思想,从古代以至近代,如宋陈旸(《乐书》卷一百五十),朱子蔡元定《律吕新书》,明李之藻《類宫礼乐疏》卷七、朱载堉《律吕精义》,葛中选《泰律》卷六中声分,清应物谦《古乐书》十二,李光地《古乐经传》卷四,乾隆《律吕正义后编》卷一百十八中声,江永《律吕阐微》卷七,胡彦升《乐律表微》卷三,徐养源《律吕臆说相生说上》,程璐田《琴音记续编》,方成培《词尘》卷三论中声,陈澧《声律通考》卷九,虽然他们对于中声的解释不同,却都认音乐为谐和的性质拿来美教化移风俗的。”从这种密布于中国古典典籍中的实际论述出发,朱谦之对“乐教”的中和之美的总结是极为精到与准确的,他说:中国哲学的教育型是以和谐的艺术为理想的——世界没有一种艺术教育不具有他的特殊性的,此种特殊性即附属于其特殊文化的本身。中国文化为哲学的文化,即是和谐的文化,辩证法第对立融合法则的文化。据清代一位汉学家的考据,《易经》中讲中之数有六十二次。

《中庸》则专言中(钱辛楣《潜研室集·中庸说》),中即“谐和”,实即中国文化的特质。这种特质表现在教育上面也就形成了中国艺术教育的特殊性。知道中国的音乐是一种谐和静定的“德音”,便可推知中国所有的艺术,都只是哲学的艺术,所有艺术的教育,都只是哲学的艺术教育。哲学的艺术教育在哲学文化的中国,造成了艺术的或文化的人生理想,由于哲学的艺术教育使人情感调和得中,能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使人们的内心生活,更能温柔敦厚,没有斯须不和不乐的地步。不但如此,哲学的艺术教育即在第四时期艺术的世纪,它更能涵养人心,使大同社会充满歌咏欢乐的声音,如暴慢蟲鄙,邪秽渣濘,都全然冰解冻释,使全社会的男男女女都如腾空飞鸟一样的快活。以上即是朱谦之对中国古典乐教主要特征的阐述,也是对中国古典音乐尤其是中国古典器乐作品主要特性的精彩总结。就其总的体现而言,不管是乐还是哀,不管是动还是静,不管是理还是情,都既不可进行过度的压制与否定,也不可进行过分的纵容与放肆。

而是追求种种对立、矛盾因素之间的和谐共存,在音律与旋律的体现上也要做到这一点,力求雍容、平和、节制,不追求极端、放纵恣肆的倾向。这样的音乐不仅可以使个体的情绪、心理、身体保持健康、平和、平衡的生态,而且也更容易使人借助这样的音乐实现群体之间的认同、友好。因此,这样的音乐是乐教所需要的。朱谦之说:“周濂溪说中国音乐的特性是:‘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人于耳,感于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所以乐教的好处,在能宣畅道德,使人们因音乐的妙用,悟到谐和静定友爱的真理,以四海为兄弟。《乐记》云:四海之内,合敬同爱。《论语》孔子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此即孝友二字之真。这就是中国音乐提倡中声的好处了。”他还说:“中国文化中的音乐精神,是与中国文化的根本原理即哲学的文化相通的。中国哲学的特质表现于音乐上面,也形成了中国音乐艺术的特殊性,这就是一种谐和静定的“中声。”这样的概括是极为精当的。同时,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一一

乐教的“中和之美”与朱谦之无元哲学、唯情论哲学之中的时间性思想的一脉相通。他说:“中庸只是‘生活的谐和态度,但要生活谐和,谈何容易?中庸是最平常的道理,却也是顶大的工程,能够时时都是心理的和谐状态,便生活何等的甜蜜有味!反之生活不能和谐,便生机淹滞,而贪诈暴戾种种劣念,由此其兴,而心里所思所虑,都不得其正了。所以中庸是顶不容易做到,就是一时做到,也容易间断,但是中庸虽然难能可贵,却是人人本来有的,所谓中庸,就是指着人们本有的‘中’——真情’,这本有的“中’,是很活泼去流行的,是自然随感而应而莫不中节的。”这就明白无误地表明—一“中和之美”在其存在的原本状态上正是“活泼”“流行”的—也就是时间性的。因此,朱谦之不同意朱熹对《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焉”的解释,他说:这里已发未发不过形容心理生活的恰好处,朱子《章句》以来发为“性”,已发为“情”,把性情分作两截,真是胡闹!

其实没有什么已发未发,也不能在未发前讨个中,把中做一物看,只要我们时时刻刻心里从容自在,没有过,也没有不及,安静而不妄动,这就是“未发气象”了。在这里所强调的还是乐教所引发之“情”自身虽然体现为“中和中庸”,但是“情”还是保持自己鲜活的、涌动的、流畅的时间性,而且与朱谦之所言“直觉”思想也是完全相统一的,他说:“大概儒家有一个根本意思,就是认直觉都是好的,自然和谐的,而这种好的,自然和谐的直觉,是人人都有的,并且原非常敏锐。人类所有的一切美德,本无不出自此直觉,完全听凭直觉,他自能‘不失规矩’,智能‘动而无动;就谓之“中庸’,谓之‘天理。随时随处都是直觉,便随时随处都是这一个很难形容的稳静平衡的心理状态了。《中庸》一书,其实千言万语,只是要保存这本来的谐和心理态度’。‘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传习录》);能够致中和了,便自家心体,好比鉴空衡平,好比鸢飞鱼跃便复其天命的本性了,便是诚了,便天地位而万物育了。这是何等家风!何等气象!”

朱谦之在《大同共产主义》一书中,曾虚拟了一个无比美好的理想社会或乌托邦,在这里,没有国家机器,没有什么强权,没有不平等每个人都是各取所需,各尽其能,当然,乐教也是绝不可少的。可以说,朱谦之是大力地宜扬古典乐教的中和之美,并把“中和之美”作为“音乐院”的核心标准,他说:因为所咏的是中声,所道的中德,自非心气和平不能合律,心气和平就是静,李之藻《须官礼乐疏》说得好:“五方之歌固殊,六律之用则一,无他缪巧,一本静定之功。倘于学问无关,后要诞以教胄;若无中和之养,辄谓可交神明?是《周官》九变之说真诞,而仪舞允谐,圣人亦欺我耳!”陈旸《乐书》卷一百五十二也说“歌之所宣,頌则宽而静,大雅则广大而静,风则正直而静,盖歌以声为主,声以静为本。此歌风雅颂皆本于静也。《记》不云乎:声容静。”郝懿行《礼记笺》卷十九也说:“风雅颂三以静言者,静安也,乐由中出本静。又诗本性情,须具安恬之性者,乃能领会其义也。”知道中国的音乐,是一种谐和静定的“德音”,就知道我们大同社会的道德,也就是音乐的道德。

我们音乐院借音乐的暗示,来开发人们的性情,《周礼》大司乐“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论语·颜渊》问为邦,孔子告之以“放郑声”,郑声就是不谐和的音乐,很容易使人陷于偏激的。但在我们却要由谐和态度的音乐,使人情感调和得中,所以能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于是而人们的内心生活,更能够温柔敦厚了!于是而人们到了那没有斯须不和不乐的地步了!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朱谦之对中国古典乐教的“中和之美”特性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学术研究上,而是完全立足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实与未来的建设之上,把延绵了两千年之久的乐教文化进行反思、重塑、再创造,这就不仅仅是对历史持尊重的态度这样的问题,而是要从中华文明史自身何以自生并继而生生不息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儒家乐教诗教文化、礼乐教化实际上不是一个随意采纳或者不采纳的问题,而是中华文明赖以区别于其他文明,尤其是礼乐教化、乐教、诗教所传达的乐观、开朗、开明、中庸、中和、美善相兼的优良传统。

既能够回避过于极端发展的宗教文明、科学文明所导致的各种痼疾,也能够为宗教文明、科学文明提供一条通向更遥远未来的美好道路,通过蔡元培、梁启超、朱谦之等思想家的探索,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中国思想界在中国近现代以来为世界思想史做出的最杰出的、最独到的贡献。在朱谦之《大同共产主义》之中的音乐,既是信仰的中心,也是道德的中心,更是教育的中心与理想。他一再地强调诗教、乐教在大同社会之中的强大作用。他说:“诗乐就是乐语,我们要使大同社会充满歌咏欢乐的声音,必须从诗乐教育下手。”他还说:“我们的音乐教育,是生机活泼的教育,既有钟磬莞弦的声音,则必有手舞足蹈的仪容……我们大同社会的同胞们,没有一个不能舞的,幼而未尝不学舞,长而未尝不起舞,这种舞蹈的教育,使人们都如腾空飞鸟一样的快活!”由乐教、诗教到舞教,涵养身心,这是弥足珍贵的,这也是“乐教共和国”或者“礼乐教化理想国”在近现代以来得以重树的最为经典的案例。好了,今天小编就讲到这里了,下次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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